我们始终坚信，城市发展不是单向度的规模扩张，而是在效率与温度、秩序与活力、安全与自由的平衡中，构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状态。

　　当数字技术重构生存方式、全球城市竞争转向韧性博弈，建设一座理想之城面临着数不尽的挑战。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到极端天气，从治理的精细化到铺天盖地的舆论洪流，每一次挑战都在叩问：承载人类最大规模聚居梦想的城市，如何让生活真正通向“理想”？

　　连续第五年寻找“理想之城”的征途上，研究团队适时更新指标模型，首次纳入“常住人口密度”“政策友好度”等指标，在量化模型中注入更多人文变量。

　　研究发现，“分化”是理想之城2024最大的标签，并且是在城市之间、城市群之间同步发生。

　　一线城市重新洗牌。上北深保持领先，苏州首次超越广州。五极格局发生倾斜，东部长三角地区实现更大身位的领先。20强中，上海、杭州等11城位于长三角，深圳、广州等2城位于珠三角，武汉、长沙、郑州等3城位于中部地区，京津冀与成渝极点仅剩北京和成都各自单兵作战。

　　当城市竞争的“马太效应”越演越烈，“理想之城”的面貌是否会趋同？不同发展阶段和规模的城市又该如何构建自己的“理想值”？

　　2020年理想之城榜显示，区域“四极格局”启幕，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之外，成渝地区成为黑马，成都、重庆引领后浪城市，向一线年理想之城榜表明，武汉、长沙和南昌构成的“中三角”或许正造就“第五极”。

　　2024年，人们的理想生活依然集中出现在五大区域，这与往年的数据结果大体相似，但更细致的改变正悄然发生：

　　五极格局内部严重分化，长三角一家独大，新兴的中部极点（武汉、长沙、郑州）表现稳定；

　　五极格局之外，沈阳、青岛的排名稳步提升，分列14、16名。这意味着，东三省正努力加入“理想五极”的竞赛圈，海滨特色城市也有单兵突围的可能。

　　上海蝉联2024年理想之城榜首。高昂的房价无损上海的魅力，这里拥有中国最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最完善的公共空间体验，以及仅次于北京的市民待遇。

　　广州略有摇摆，被苏州赶超，位列第五。广州的生活成本虽然在一线城市中有显著的优势，但是与苏州相比，还是有些压力。但其城市公共服务发展基础良好，医疗教育等市民待遇保障高于苏州。两城总体得分差异不大，其后续排名表现值得继续关注。

　　上北深苏广，犹如五棱镜折射出城市理想生活的不同光谱：上海和北京优于公共空间和市民待遇，苏州优于生活舒适，深圳优于市民引力，广州则较为均衡。当高人口密度与舒适度博弈、硬实力与软环境共生，这些城市正以差异化的进化路径证明——理想之城从来都不是单选题，而是不同选项并存的开放式答卷。

　　在本年度的排行中，长三角城市群实现完胜。城市群内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梯度的城Kaiyun全站网页市，均有亮眼表现。

　　一方面，中心城市表现优秀，上海蝉联榜首，苏州进军4强，南京、杭州、宁波挺进10强。另一方面，腰部城市（就长三角城市群内部而言）集体发力，无锡、绍兴、温州、嘉兴、常州进军前二十。

　　长三角中心城市的优秀，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集聚的产业和创意、丰厚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文意味浓厚的公共空间以及强大的人口吸引力，太多指标和原因可以用来解释和论述。

　　但让长三角实现全面胜利的关键，在于腰部城市的集体突围。这让我们看到了理想之城的另一种可能性：它不仅存在于资源集聚的大城市，小城也有美好生活。

　　具体而言，腰部城市的突围，一是因为极高的生活舒适度，在生活舒适榜十强的座次中，长三角占8席；二是公共空间体验的良好表现，消费、文化和交通空间供给丰富；三在于其友好的人才政策，愿意花大力气招引人才。

　　当然，光明的背后也有阴影。纵观上述城市，人口总量最多的是温州，也不足千万，其余大多在500-700多万，人才政策的大力投入，既是对人才的渴望，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焦虑。在人口和人才竞争激烈的当下，真金白银能否实在转化为人口留量，有待继续观察。与此同时，这些地区公共服务资源的调配和供给能力稍弱，倘若人口如期增长，其在市民待遇上的保障也将面临挑战。这是城市Kaiyun官方入口主政者需要提前思考的议题。

　　但2024年的榜单数据显示，沈阳排名14，大连、长春排在30名左右。其中，沈阳相较去年上升2位、大连上升1位、哈尔滨上升5位，长春保持不变。东三省的四座城市，用稳定上升的城市排名，试图争取一张冲击“理想之城第六极”的入场券。

　　他们的优势在于市民待遇，长春、哈尔滨、沈阳单项子榜均位于前20名。这是强省会城市在公共服务资源上的一贯优势，但其人口吸引力并不算强。2020到2023年之间，沈阳和长春分别增加了13.1万和3.3万人，哈尔滨常住人口减少了22.5万人。（虽然常住人口总数减少，但中心城区仍在继续聚集。2019年到2023年，其城镇人口增长51.1万人。）

　　这张入场券能否拿到，有两个关键维度有待继续考量：一是对内能否进一步促进产业转型，增加财政税收和居民收入；一是对外能否将文旅的“流量”优势转化为人口与产业的“留量”优势。

　　某种程度上，东三省可以参考中西部省会城市的发展路径。同为省会城市、生活成本低、市民待遇好等特点，构成了二者之间遥远的相似性。

　　理想之城2024排行中，武汉和成都表现亮眼。良好的营商环境助其快速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产业转移带来人才流动，增加本籍人才回乡发展的可能性；同时成都、武汉打造低空经济、光电子等自身优势产业，增加在全国范围招引人才的硬实力，再加上改造升级消费、文化空间体验，软硬结合，共同提升城市生活的“理想值”。

　　城市经济规模无法精确度量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幸福感，却是提供各类公共资源、塑造理想之城的重要根基。这一点也反映在榜单排名与各地

　　换句话说，城市的经济规模越大，似乎距离人们心中的“理想之城”更近。底层逻辑是，公共空间的建构、公共服务能力、居民收入与市民待遇的提升，均需要充足的财力作为支撑。然而，上述各项往往需要时间落地，也因此，经济增长对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具有滞后性。更早跻身“GDP万亿之城”行列的城市，理想之城的测度结果与其GDP座次更相符。而“后起之秀”们，由于经济发展特点、所处经济区域的不同，造就了差异化的“理想值”。

　　处于第二象限，即理想值排序显著高于GDP排位的城市，共同特征是在生活舒适度上有较高得分。而该象限的九座城市中，长三角城市群占据四席，再次印证了长三角经济圈的超强经济辐射效应。

　　过去一年，关于大城小城生活幸福感的讨论热度依然不减，而理想之城榜单的最新回答仍然是，大城未必不幸福。理想之城榜单的前十名，常住人口破千万的18座城市占据8席。人口流入带来的聚集经济效应对资源供给的正向促进作用仍在持续。

　　在城市人口规模之上引入土地面积，将产生另一个测度指标——人口密度，它又将如何影响居民的生活感受？

　　一般而言，城市人口密度越高，区域经济越活跃，所能提供的各类生活资源更丰富，但若超越临界点，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生活压力大等负效应将逐步放大，规模红利与治理成本就会进入博弈阶段。对于城市人口的最优密度，学界仍无定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优密度估值不断扩大。

　　根据测算，较之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理想之城榜单的衡量结果显示出更强的相关性，即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其在理想之城榜的评估结果往往也更靠前。这表明，在城市治理愈发宜居化、精细化、数智化的背景下，高人口密度不一定会导致城市运行效能损失。但城市单体规模不能无限扩张，城市组团式发展以及大城市多中心、郊区化发展正在成为破局之道。

　　“钱袋子”鼓不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力，最终将影响居民生活幸福感的高低。人均可支配收入极高或者极低的城市，其在理想之城榜单中的排名亦呈现类似特征，但“腰部”城市却出现一定的分化，这其中分Kaiyun官方入口为两类。

　　研究团队发现，第一类城市在市民引力、市民待遇和公共空间体验三个分项的平均得分均高于第二类城市，其背后指向更优质的消费空间、文化空间、出行空间、教育、医疗、生态环境等。这是因为第一类城市作为所处区域的“绝对中心”，发展要素和公共资源极易向单一中心集聚。而第二类城市大多处于区域性的“多极竞争”中，虽然由于经济圈的辐射效应拥有更高的人均收入，却也因区域竞争削弱了其公共资源供给能力。

　　研究团队认为，未来城市竞争的本质是公共服务供给效能与人口质量的动态平衡。“投资于人”的政策导向提醒主政者重新评估市民需求，从“标准化供给”转向“全生命周期精准响应”，破解公共服务“供需错配”的难题。一方面需覆盖老幼等全年龄段群体，强化对特殊群体的倾斜；另一方面，聚焦青年群体在住房、创业、成长培训等方面的差异化需求。

　　全生命周期服务的精准化，需以户籍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础，推动基本权益从“户籍绑定”转向“属地覆盖”，让城市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各年龄层的人群，这既是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诉求，也是“投资于人”的根本导向。

　　城市的资源禀赋、产业特征、文化性格等差异，构成了各具特色的城市辨识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本质是差异化优势的持续释放。当文化不再是孤立的展示标签，而是渗透于城市规划、产业升级、治理创新的底层逻辑，方能形成“人无我有”的核心竞争力。这种竞争力，既体现在一线城市以公共空间和市民待遇引领发展的示范效应，也蕴含在中小城市以特色禀赋实现“弯道超车”的潜力中。

　　这需要城市足够了解自身，纵向溯源发展路径、锚定未来无限可能，横向对标其他城区，在比较中明晰优势与不足。

　　找到每个城市的“唯一性”，这是城市破局突围的关键，也是“理想之城榜”五年不变的愿景。

　　研究团队：戴春晨、郭倩倩、李润泽子、石登江、李婧、郑颖琦、高佳仪、张颖颖、吴婉茜、孙一凡、宋梦凡、袁嘉婧、曾佳韵、胡康琪、阚泽宇、郑凝、陈卓然、朱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