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披露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及高财务可信度企业中更突出，通过提升绿色创新能力与信息透明度实现，且受绿色信贷政策及地方政府环保关注正向调节。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信息披露作为传统财务报告的重要补充，日益受到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关注。尽管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ESG表现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上，但ESG信息披露在缓解融资约束方面的具体作用仍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本研究利用2010年至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了ESG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SG信息披露显著缓解了融资约束，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非SOE）和财务报告可信度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机制测试表明，这种缓解效应是由于绿色创新能力和绿色信息透明度的协同提升所驱动的。进一步分析显示，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以及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更加重视，放大了ESG信息披露的影响。本研究为ESG信息披露如何优化资本获取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

　　近年来，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考量已成为投资者评估企业长期韧性和可持续性的关键标准。通常，投资者更倾向于向ESG表现良好的企业提供资金，从而缓解其融资约束（Boulhaga等，2023；Chen等，2023）。然而，这种以绩效为导向的范式无法完全解释一个复杂现象：投资者并不一致地偏好ESG评级高的企业。实证证据表明，即使ESG评级相对较低的企业，只要其信息披露足够全面和透明，仍能有效获得融资（Narula等，2024）。事实上，一些投资者并不完全依据ESG评分来分配资金，而是更重视企业的信用质量和信息可靠性（Goss & Roberts，2011）。这种差异表明，融资约束的缓解不仅取决于静态的ESG评级，还取决于企业在信息披露实践中的透明度和主动性。

　　现有文献也存在这一局限性。大量研究将ESG主要视为一种评估标准——企业可持续性的核心指标——并关注其与财务结果的相关性。研究表明，较高的ESG评级有助于降低股价波动（Harjoto & Jo，2015；Shakil，2022）、降低融资成本（Goss & Roberts，2011；Apergis等，2022）和减轻财务风险（Zou等，2023；Deng等，2024），同时提升企业价值（Derrien等，2021）。然而，这种评估框架存在两个主要局限。首先，ESG评级标准碎片化且缺乏可比性（Bernow等，2019）。截至2022年，全球有超过600家ESG评级机构，其中20家在中国运营。由于国际组织和评级机构采用的方法不同，市场缺乏统一的框架来确保ESG信息披露的标准化和规范化（Zhang等，2025）。其次，大多数研究采用以投资者为中心的视角，忽视了企业在ESG实践中的能动性。实际上，ESG不仅是外部评估的基准，也是企业追求的战略目标（Baid & Jayaraman，2022），是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福利承诺的基础（Jain & TripaKaiyun全站网页thi，2023）。积极主动的ESG信息披露可以改善融资机会（Cheng等，2014），降低资本成本（Ng & Rezaee，2015），并积累社会资本（Lins等，2017）。

　　基于此，我们将ESG信息披露定义为一种关于非财务问题的主动战略行为（Curtis等，2021），反映了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自愿道德责任（Mohammad & Wasiuzzaman，2021；LoPucki，2022）。与传统将ESG视为投资筛选工具的观点不同，本研究采用以企业为中心的视角，关注中国市场中ESG信息披露实践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ESG市场，中国为这一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背景。中国实施的“30·60双碳战略”（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将ESG纳入投资者关系管理，极大地推动了企业的战略行动。截至2023年6月，共有1,738家A股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了ESG或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占所有上市公司的33.28%，同比增长22.14%（Zhang等，2025）。这一趋势凸显了信息披露在提高信息透明度、减少投资者不确定性以及增强资本市场信任方面的关键作用。在此背景下，我们利用2010年至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并采用具有公司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系统地研究了企业如何通过积极主动的信息披露来缓解外部融资压力。

　　本研究对文献做出了三项重要贡献。首先，我们从以企业为中心的角度探讨了ESG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现有文献大多采用以投资者为中心的视角，假设优秀的ESG表现会自动带来更好的融资结果（Ciciretti等，2023）。然而，这种基于绩效的解释无法解释并非所有投资者都偏好高评分企业的事实。证据表明，即使评级较低的企业，通过高质量的信息披露仍能缓解融资约束（Narula等，2024）。这表明ESG信息披露不仅仅是外部评估的被动结果，而是一种主动的战略选择。企业是信息披露背后的推动力量：为了应对政策压力、减少不确定性并向资本市场传递质量信号，它们主动提高透明度。这种行为作为一种战略手段，有助于优化信息环境、增强投资者信任，并最终缓解融资约束。这为理解ESG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超出了传统投资者偏好的范畴。

　　其次，我们研究了ESG信息披露缓解融资约束的具体机制。以往的研究往往将融资约束视为影响企业价值的中间渠道（Tan等，2024；Wang等，2024），而不是直接探讨缓解的路径。我们发现，ESG信息披露通过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和绿色信息透明度来发挥作用。这两个渠道向资本市场传递了更强的可持续性潜力和可靠性，从而有效缓解了融资约束。这一发现揭示了“如何”实现“什么”的实际机制，为企业采用信息披露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三，我们强调了政府作为外部治理机制的关键作用。在中国，政府不仅是监管者，还是资源配置的关键参与者。与西方市场以市场监督为主不同，中国的政府干预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和激励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引入以及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显著放大了ESG信息披露的缓解效应。这些发现表明，政府的行动——通过政策指导和资源分配——增强了外部治理，并为企业优先考虑可持续性目标创造了积极激励。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2节提出假设。第3节描述数据和模型设计。第4节展示结果和讨论。第5节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扩展。第6节总结研究。

　　ESG信息披露是企业传达其在环境、社会和治理领域努力和承诺的重要渠道，其对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方面，与仅仅将ESG视为可持续性潜力的外部评估框架不同，这种积极主动的信息披露行为更直接反映了企业在可持续实践中的真实努力和战略考量

　　为了研究ESG信息披露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本研究选择了2010年至2023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选择这一时间窗口基于两个考虑：首先，自2010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在信息披露法规方面逐步完善，上市公司发布的ESG和CSR报告数量显著增加，从而确保了数据的可用性和代表性。

　　在正式测试假设之前，我们提供了ESG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之间关系的可视化证Kaiyun全站网页据。图2展示了SA指数与ESG信息披露评分的分组散点图（binscatter）。Panel A使用原始数据展示了无条件相关性，显示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为了排除企业特征和时间不变异性的混淆效应，Panel B在控制了所有变量后展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理论框架下，我们认为ESG信息披露通过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和绿色信息透明度来缓解融资约束。为了实证验证这些渠道，我们通过引入交互项扩展了基线模型，以检验这些因素是否作为催化剂放大了ESG信息披露的效果。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尽管先前的研究普遍发现ESG表现较好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资本支持（Boulhaga等，2023；Chen等，2023），但实际上投资者并不总是偏好高评分企业。一些ESG评级较低的企业，如果提供更完整和透明的信息披露，仍能有效缓解融资约束（Narula等，2024；Goss & Roberts，2011）。这种对比表明，改进

　　Derrien等，2022；LoPucki，2021；Mao等，2023；Zhang等，2025